晋商何以成为中国商帮翘楚，称雄商界500余年，乔家又何以成为山西十大财东之冠?其经营理念中有何奥秘？通过《乔家大院》，我们再次揭开了其中的玄机：乔致庸的成功之道除了义、信、利的诚信理念、掌柜负责制的两权分立、严厉的号规制度和学徒制之外，更核心的是利润分配上的激励机制。乔家在平息包头“高粱霸盘”生意风波后，许多伙计特别是以马荀为代表的特别能干的伙计却纷纷向乔东家提交辞呈，要求辞号。伙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原商号待遇太低。这一点从马荀的话中更能得到证实。乔请马荀喝酒，欲劝其留下。里面有一个细节，有个叫高瑞的伙计一到饭桌旁就想坐下，马立刻阻止，说：“这是店里的规矩，掌柜们吃饭，伙计们都得站着。”这一方面说明马个人素质高，熟记号规，一贯遵规守纪，礼数周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伙计与掌柜、东家的身份尊卑有别，地位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伙计积极性的发挥。当乔问马辞职的原因时，马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一句话，他说，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以身为股占的是身股，掌柜的不愿意辞号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分红的账期，掌柜能跟东家一起分红利。乔又问他，如果让他顶一份身股，他应该顶多少合适。马说能在生意里顶二厘身股就满意了，去年到账期的时候一股分红1200两，两厘身股就可分红240两，比他4年的薪金加起来还多两倍。他说要是有了这些银子，一家老小吃饭就不愁了，而且还能买房子置地。

         早在19世纪20年代，我国就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其典型代表就是由500年前的晋商首创的山西票号的身股制。以清朝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的诞生为标志，山西商人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此后100年，山西票号称雄于中国金融界，被西方誉为“山西银行(Shansi Bank)”。身股制萌芽于明代的贷金制、伙计制，发展和兴盛于清代及至民国初年，是晋商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也称财力股，是商号东家在开办商号时投入的资金，每股面值为2000～10000两白银不等。身股俗称“顶生意”，是商号的职员以个人劳力折成股份，并享有与银股等量分红的权利，且不必承担亏损责任。

         金阑优选股权制度要参考500年前晋商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的股权激励制度。